残疾人王超的励志故事(二)!励志文章

1、残疾人王超的励志故事2、克服冲动的魔鬼3、拒绝消极的心理暗示4、放手一搏就能赢,不要怀疑自己5、如何才能使自己拥有敢于拼搏的野心

  虽然写字的障碍解决了,但他心里还是一直有着一丝隐忧。他的身体一直很不好,手指的退化显示他的病情仍在发展之中。那么,自己的疾病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突然恶化?会不会还没等毕业或者毕业后还没等找到工作自己就已经去世了?如果这样,那么,自己这么多年上学学习的知识是不是白学了?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是不是既毫无意义又愚蠢可笑了?这个念头会时常来到他的心中,让他感到十分恐惧。而且他还记得,他刚出生时,医生就曾说过,他很有可能活不到成年,种种情况都表明,他的身体的确随时可能出现问题、发生危险,但是,他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,毕竟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。后来,他自己安慰自己说,自己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,老天爷也应该不会那么安排吧?他抱着一种可以说是侥幸的心理,一直在坚持着,一直盼望奇迹降临在他的身上。

  他这边的问题刚刚解决,家里却出了一件事情。他的妈妈下岗了。妈妈是一家大集体钢铁厂的一名油漆工人。这几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,妈妈的工资越来越低。到王超大二那年,妈妈的单位已处于停产状态,妈妈也在这个时候下岗了。这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庭生活雪上加霜。为了维持生活,他妈妈在路边摆了一台电子人体秤,可以测身高和体重,还可以测血压和儿童的未来身高。妈妈早上先为他做早饭,送他到学校。然后,去租用的仓库取人体秤,再把人体秤推到路边合适的地点,开始摆秤做生意。可是,妈妈经常受到城管的驱赶。城管告诉妈妈不让在路边摆人体秤,让妈妈把秤推走,否则就要没收。于是,每次城管来了,妈妈就赶紧把秤推走,躲避城管,等城管走了以后,妈妈再把秤推过来,继续做生意。妈妈一直这样东躲西藏。可妈妈终究还是没有躲避过去。有一年寒假,他陪着妈妈一起在路边摆秤,这次城管来了很多人,还来了好几辆车,他们下车以后,径直朝妈妈走来,这次城管人员什么都没说,他们直接抬起人体秤就要走。妈妈不让,这台人体秤是妈妈花了近万元购买的,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,而且家里就指着这台人体秤生活,人体秤如果没了,整个家也就塌了。所以,妈妈拼命地阻拦。其中一个城管人员对妈妈大吼:“跟你说多少遍了,不让摆秤,这回一定要好好收拾你。你的秤被没收了。”城管人员一边抬着秤,一边推搡妈妈,妈妈仍死不放手,哭喊着哀求:“求求你们不要把秤没收,我和我儿子都靠它吃饭啊。”但城管人员仍不为所动,继续使劲抢夺人体秤,继续推搡妈妈。他看到城管人员在推搡妈妈,就上去帮助妈妈,用手去推城管人员,他的手刚碰到城管人员就出血了,他伤害不到城管人员,而只能使自己受伤。城管人员也推了他一把,一把就将他推到在地上了。妈妈见他倒在地上,就去扶他,也顾不上人体秤了。那几个城管人员就趁这个时候一起把人体秤抬走了,他们抬着人体秤往城管车的方向走去,准备把秤放在车里。当城管人员抢人体秤的时候,周围已经开始聚集了一些围观的群众,大家议论纷纷。城管觉得情况不好,准备把人体秤放在车上以后,就迅速开车离开。就在几个城管人员开始上车的时候,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,突然一下子奔跑到车前,然后趴在车底下前轮和后轮中间的位置。他看到妈妈趴在车轮中间以后,急得不行,他奋力地朝城管车爬去,爬过去以后,趴在了车前轮前面的位置。城管人员在车里按了几下喇叭,然后又将头伸出车窗外,对他们母子俩喊到:“你们快滚开,要不然压死你们也白压。”妈妈和他仍旧趴在车底下不动。随后,城管车启动的声音响起了,妈妈和他仍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。这时候,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,议论声也越来越大,城管车已经被群众围成了一个圆圈,而且不断有新的群众加入到这个圆圈当中,人群十分拥挤,后面不断涌来的群众使人群之间不时地发生身体上的碰撞,人群不停地向城管车的方向拥挤,站在后面的群众有人踮起脚尖探头向里张望,站在前面的群众有人拿着手机对着城管车不停地拍照。不一会儿,道路上也站满了围观群众,道路变得水泄不通,叫喊声、哭声、汽车喇叭声混杂在一起,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城管车无法前进,也无法后退,十分尴尬地停在那里。后来,城管人员迫于压力,把人体秤还给了妈妈。

  妈妈和他在这次城管抢秤事件中都受了一些伤,也伤心难过了一阵儿。不过,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自从经历这次抢秤事件后,妈妈后来每次摆秤,城管都不再驱赶她了,而是装作没看见。妈妈不必再为了摆秤东躲西藏了。只有当出现某种特殊情况了,城管才会让她不要摆秤,比如,如果明天领导要来视察了,城管会让她明天不要摆秤,等领导视察完毕走了以后,再来摆秤;或者如果有什么重大的活动,如两会、运动会之类的,城管会让妈妈等活动结束以后再摆秤,而妈妈每次也都配合城管的工作,都是等领导视察完毕或者活动结束以后再摆秤。城管对妈妈的配合非常满意,妈妈的秤摊就这样成功地保存了下来。妈妈每天出秤很辛苦,每天都要在外面待十个多小时,起早贪黑,风吹日晒,有时候还要淋雨。其实,每当阴天要下雨的时候,如果妈妈马上收摊,一般是不会淋雨或者不会淋多少雨的。但是,妈妈为了多赚几个钱,总是不肯轻易收摊,哪怕旁边一些一同出摊儿的小商贩因为担心下雨都已经收摊走了,妈妈还是坚守秤摊,她常常是他们当中坚持到最后的。看到天阴多云,妈妈总觉得未必会真下雨,所以不肯收摊;看到掉雨点了,妈妈又觉得雨点很小,不影响什么,兴许过一会儿就停了,所以还是不肯收摊;另外,她也不大相信天气预报,她发现天气预报经常不准,所以,她一般也不会因为天气预报而提前收摊。有时候天气会真的如妈妈所愿,天空由阴转晴,不再下雨,然而也有时候事与愿违,天空突然变天,乌云密布、大雨倾盆,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她猝不及防、措手不及,她这时候才开始急着收摊,结果她被大雨淋得很厉害。妈妈在大雨中收秤,雨打在她的头发上、脸上和身上,雨水顺着她的额头哗啦啦地向下流,雨水很快在她的脸上形成了线条,仿佛是地图上的河流,由于雨下得太大,她收秤的时候显得有些手忙脚乱。收好秤后,妈妈又在大雨中推着秤向前快跑,人体秤很沉,妈妈向前跑时非常吃力,跑了一段路后,妈妈出了很多汗,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,浸湿了她的眼睛,她有点睁不开眼睛,勉强睁开双眼向前看时,前方的景物变得有些模糊不清,但妈妈没有停下脚步,而是深一脚浅一脚推着秤继续向前奔跑,道路在大雨中显得格外的漫长、遥远,仿佛总也跑不到似的,妈妈跑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劲才把人体秤推回仓库。这时候,她浑身早已湿透,她的鞋也已经湿透了,鞋上有很多泥土,鞋里有很多雨水。在仓库里,她用毛巾简单擦了擦被淋湿的头发和脸,拧了几下被淋湿的衣袖,又倒了几下鞋里的雨水,然后就打着伞回家了。妈妈被大雨淋过多次,却始终不长记性,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不肯提前收摊,还是会被大雨淋到。有一次,她被大雨淋得特别厉害,回家以后,就感冒发烧了,浑身虚弱无力,但她还是坚持早起给王超做早饭,还是坚持出秤。由于连病带累,有一天早上,她的病情加重了,病得无法下床,王超就去给妈妈倒水拿药,由于没有手指,他用两只手掌夹着水壶的手柄费力地把水倒入水杯,倒完水后,他一只手拄着拐,另一只手掌托着水杯,一瘸一拐地去送水,他每迈出一步,水杯里的水都剧烈地摇晃起伏,他努力保持着平衡,每迈出一步后,都停顿一会儿,避免水洒到水杯外面。送完水以后,他又去拿药,他先从胶囊里取出了几粒药,然后,他一只手拄着拐,另一只手掌托着那几粒胶囊药,一瘸一拐地去送药。妈妈分别接过了他递过来的水杯和药片,然后服下了药。但是,妈妈无法安心躺在床上养病,因为她知道,如果她不下地给儿子做饭,儿子就得饿肚子。于是,稍微恢复了一点以后,她又强忍病痛从床上起来去给王超做饭。

  妈妈下岗出秤后,他心里很难受,他知道妈妈非常辛苦,他特别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功,好让妈妈过得好一点。与此同时,他也感受到更大的压力,他知道,毕业以后找工作都得靠自己了,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根本没有能力帮忙,而自己身体又有残疾,将来找工作可能会非常困难。他为自己的将来感到担忧。于是,他学习变得更加刻苦。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学习上了。大二以后,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,其余的时间他几乎都在学习。刻苦的学习给他带来了优异的成绩,他多次取得了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,多次拿到了奖学金,也获得了很多荣誉证书。后来,他参加了对于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考试———司法考试。为了这个考试,他全身心地投入,熬夜复习几十个夜晚,最后几个晚上,几乎是通宵复习,体力和心理都几乎到达了极限。考试的时候,题量很大,他用两只手答题,答到后来,手磨破了,流出了血和脓水,但他没有停下,他担心答不完题影响分数,他简单用手绢擦干伤口以后,忍着疼痛,冒着感染的危险,继续答题,十分艰难地完成了考试。最后,他通过了这个竞争激烈的司法考试,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,全班只有他一个人通过这个考试。他很开心,他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学习生涯,似乎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他招手。

  转眼间,他大学毕业已经好几个月了,但他的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。他的大部分同学都找到了工作,有进公检法的,有进政府机关的,有进银行的,有进律所的,有进私企的,等等。他想过参加公务员考试,但他觉得,即使自己通过了笔试、面试,也无法通过体检,考了也白考。于是,他放弃了公务员考试,而选择去参加招聘会,他常常去参加招聘会,每次到招聘会现场都是人山人海,他拄着拐行走在密集的人群中,他会在自己心仪的单位那里驻足停留,看看招聘条件,然后递上自己的简历,但人家看到他的样子以后,要么告诉他说,他们已经招聘到合适的人选了,不再需要人了;要么先接过他的简历,等他走后,再把他的简历丢进垃圾桶里。他一直没能在招聘会中找到工作。但他没有就这样放弃。考虑到自己是学法学专业的,他希望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,他觉得律师事务所是比较适合的单位,他可以在那做实习律师,发挥自己所学的专长。而他所在的城市里有好几家律师所,他预备每个律所都走一遍,大胆地向律所的主任毛遂自荐,说出自己的想法,如果哪个律所肯要他,他就留在哪个律所。他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有了这个想法以后,第二天他就拄着拐向这个城市里的律所一家一家地走去了。他并不是一天就走完了市里的律所,他走了三天,用三天走遍了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律所,然而没有一家律所肯要他。每个律所拒绝他的方式都有所不同。他记得,有一家律所,当他向主任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说明来意后,主任对他说,很抱歉,他们所不需要实习律师,让他到别的律师所问问。然而,当他第二天路过这家律所的时候,发现律所的门口写着一个招聘启示,上面写着招聘实习律师。他看到这则启示后,苦笑了一下,他当时就知道主任是在委婉地拒绝他,这则启示印证了他的猜测。另一家律所的主任让他先回去先等电话,说如果需要的话会给他打电话,之后,就一连几天再没有消息了。还有一家律师所的主任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,他认为他的身体状况做不了律师,不会录用他。总之,虽然他走遍了这个城市所有的律所,却没有一个律所肯要他。当他被最后一个律所拒绝的时候,他感觉十分失望,他觉得他并不仅仅是被律所拒绝,而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。他开始陷入绝望。这几天,他哪都不去,整天坐在家里,看着家里的墙壁发呆,情绪十分低落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还没上学的那段时间,那时候他也是整天待在家里,也是常常一个人面对家里的墙壁发呆。这一切仿佛那么熟悉,他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原点。十几年过去了,家里依然是老样子,家里没有增加一件新家具,没有增加一件新电器,没有进行过一次装修,仅有的几件旧家具也因为时间久远而变得褪色发黄、甚至已经破败不堪,整个家里一副落魄萧条、家徒四壁的景象,仿佛遭洗劫过似的。他此刻的心情就像家里那悲凉的景象,他的心里空空的,仿佛被人挖走了似的。有时候,他望着墙上那些已经泛黄的荣誉证书出神。他记得,十几年前,家里的墙壁还都是空白的;他上学以后,空白的墙壁开始陆续贴上了他获得的荣誉证书;到后来,各种荣誉证书几乎贴满了整面墙壁。以往看到这些荣誉证书,他感到骄傲,可现在再看到它们,他却觉得心酸。那些已经泛黄的证书似乎记录了他往日曾有的辉煌,但却丝毫无助于改变他现在面临的困境。他在想,他一路走来,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,历经坎坷和磨难,但自己始终没有放弃,始终都在努力,取得了很多成绩,可到头来,自己还是无法在社会中立足,还是只能待在家里,靠妈妈养活。难道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?难道自己的命运从一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了?无论自己再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?难道自己生来就是无用之人?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,也没有人给他答案。

  妈妈看到了他最近情绪的变化。她心疼自己的儿子,知道自己的儿子因为找工作的事情受了打击。有一天早上,母子俩吃早饭的时候,妈妈对儿子说:“儿子,能帮妈妈一起出秤吗?妈妈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。”她表面上是让儿子帮忙出秤,实际上,她是想让儿子多出去走走,不想让他整天闷在家里。他明白妈妈的意思,不想让妈妈操心,就点了点头,对妈妈说:“好的。”于是,早上,他就和妈妈一起出门,准备一起出秤了。途中,他们路过一个狭长的街道,与两个特殊的人擦肩而过,其中一个整天坐在石凳上呵呵傻笑,嘴里还流着口水,另一个则叼着个烟头面无表情地在这个街道上走来走去,走到尽头后再往回走,一直这样循环往复,他们是小区里的两个精神病人,他们在此生活多年,大家也早已对他们习以为常,他以前也常走这条街道,也常常碰到这两个人,以往看到他们的时候,心里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,但是,这一次,当他碰到他们的时候,内心却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,他突然放慢了脚步,并陷入了沉思。他觉得,他也是一个特殊的人,在某种程度上说,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也是一类人,他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,他们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学,没有进入过社会,甚至都没有离开过这条街道。他突然在想,这是不是就是特殊人群注定的命运?特殊人群是不是只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?自己曾经不认命,曾经试图改变命运,并为此付出过艰辛的努力,可结果怎样呢?结果还是失败了,并弄得伤痕累累,甚至像个笑话。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了路?自己是不是不该去上学?是不是不该那么努力?是不是应该和他们一样,服从命运的安排,而不要做无谓的反抗?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,突然传来妈妈的喊声,妈妈喊道:“你怎么不走了呢?”妈妈的呼叫打断了他的思绪,让他回过神来。这时候,妈妈又对他说:“赶快走吧,如果去晚了,位置可能就要被别人占了。”于是,他跟着妈妈继续向前走去。他们先去仓库取了人体秤,然后,再把人体秤推到以往出秤的地点,开始做生意。

  一开始,人体秤的生意,都是妈妈在打理,他坐在旁边,一声不响,一副发呆的神情,似乎周围的一切与他无关。前方,有一棵大树的几片树叶被风吹落了。他的注意力被这几片树叶吸引过去。树叶在风中飘摇,却不知道下一秒将飘向何方,不知道最终飘落何处以及命运如何———也许是飘落到树下化作泥土,也许是飘落到马路上被行人踩在脚下,抑或是被行人拾起做成标本,还可能被清洁工扫到垃圾桶里成为垃圾。而且不论是哪种结局,都不是树叶自己所能决定的,树叶似乎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。他看着这几片树叶,竟有些看得入迷了。正当他看树叶看得入迷的时候,一个刚刚测量完身高、体重的年轻客人递给他一个硬币,对他说:“给你钱。”这才让他回过神来,他接过了钱,然后又把钱递给妈妈。之后,他又开始慢慢出神了。不过,妈妈并没受到影响,她依然忙着人体秤的生意。他一直陪妈妈出秤到晚上收摊的时候,之后一连几天,妈妈也都拉着他一起出秤,并逐渐让他打理人体秤的生意,比如招呼客人,按人体秤的电钮,收钱、找零钱之类的事情。再后来,妈妈会以买菜、交水、电费等理由暂时离开秤摊,而把秤摊交给他一个人打理。这让他觉得,妈妈可能是想让他干这个活吧,自己将来恐怕要以此为生了。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的职业会是量秤。可现在,这似乎要变成一个现实。难道自己这么多年读书,在大学又学习了四年法学,真的只能荒废了吗?从目前的情况看,恐怕是这样。就这样,他开始了一段量秤的生涯。量秤久了,他遇到了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人和事。有一天,他的大学同学和同学的爸爸从他的秤摊面前路过,见他在量秤,同学看了他好几眼,走过去后又回头了看了一眼,流露出惊奇的神情,但没有和他说话,他也看到了大学同学,同样也没有说话。他听到了同学和同学爸爸之间的对话。同学的爸爸问同学:“你认识他?”同学说:“他是我大学同学。”爸爸说:“像他这种身体,考上大学也没用。”然后,父子俩越走越远,消失在人群中,但他们刚才的对话却一直在他耳边回响,挥散不去。他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,很痛。另一天,在给一个客人量秤的时候,秤突然坏了,不能显示结果。当时妈妈不在,他就给妈妈打电话。妈妈很快赶来,妈妈说秤要拿到修理部修理,让他先在原地等着。然后妈妈就推着秤离开了,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。过了一会儿,有个路人朝他扔了一块钱硬币。路人把他当成要饭的了,路人看到他那双没有手指的双手以及他身旁的一副拐杖,觉得他很可怜,就朝他扔了一块钱。他赶紧解释说:“我不是要饭的。”但是没用,路人扔完钱就离开了,并不听他的解释。路人走后,他把这枚硬币从地上捡了起来,放进了兜里,由于没有手指,他用两只手掌来捡这枚硬币,整个过程显得十分吃力。这时候,一个收废品的大爷推车刚好从他身边路过,大爷看到了他从地上捡硬币的动作,大爷觉得这个要饭的小伙子太不容易了,不但身体残疾,连个装钱的盆都没有,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于是,大爷从他的车里找出了一个破旧的瓷盆,然后把瓷盆拿到了他的身边,放在了他身前的地上。大爷对他说:“小伙子,这个瓷盆送给你,留着装钱。”他赶紧向大爷解释说:“大爷,我不是要饭的,不要盆。”大爷说:“你说什么?我听不见。”他提高了声音,又说了一次他不是要饭的。然后大爷还是说他听不见。最后大爷说:“你就别客气了。”然后,大爷推车离开了。现在,他的身前放着一个破旧的瓷盆,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要饭的了。为避免继续被人误解,他把瓷盆扔到了垃圾桶里。后来妈妈把秤推了回来,他才重新变回量秤的。

  他量秤量了很长一段时间,以至于让他认为他今后可能要一直量下去了。可是,事情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却出现了转机。有一天傍晚,有个中年妇女在上公交车的时候,钱包从口袋里滑落出来,掉在车下。公交车很快开走了。当时路上冷冷清清,没有行人。他走过去,把钱包捡了起来。他打开钱包看了一下,里面有两千元钱,身份证以及几张银行卡,还有一部手机。他知道,失主发现钱包丢了以后,会打电话过来。所以,他收好钱包,等着失主来电话。当天晚上,失主果然打来了电话,失主是回家以后才发现钱包丢失的,她没有注意到钱包是在哪丢的。她是在电话里得知了她的钱包是怎么丢的。他告诉了她他出秤的时间和地点,让她有空就过来取。第二天早上,失主就过来了,她拿回了钱包。她第一眼看到王超,发现王超的身体竟然有那么严重的残疾,她感到很意外,接过钱包的时候,她对王超既有感动,又有震撼和同情。她要将钱包里的两千元钱送给王超作为酬谢。但王超坚决拒绝了。就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,一个外国人恰好路过,外国人想要量秤,说了几句英语,王超就用英语和外国人对话。王超的英语很流利,也很标准。她站在一旁,感到很惊讶,又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王超。等外国人测量完身高体重离开以后,她问王超:“你会说英语啊?”他回答:“是的。”她又问:“你读过书?”他说:“是的,读过大学。”她说:“你读过大学,怎么干这个呢?多可惜啊。”对这个问题,他有很多话要说,却不知从何说起,于是他欲言又止。她又问:“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?”他说:“学法学的。”她接着问:“你没想过去做律师吗?”他说:“想过,但没有律师事务所要我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神情黯淡低落。她点了点头,说:“哦,我明白了。”然后,她又说:“你先别着急。正好,我丈夫就是律师。我让他和律所的主任说说情,让你去律所,你看怎么样?”听到这句话,他感到很意外,也很惊讶,同时又有点不敢相信,他回答说:“我倒是愿意,不过律所能同意吗?”她说:“应该差不多,我尽力联系。你等我的消息。”他说:“谢谢你了。”她没有回答他,而是冲他微笑地点了点头。

  当天晚上,她就和丈夫马明宇说起了此事,她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但她的丈夫一开始并不愿意管这件事,他说“: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”她对丈夫的这个态度感到不满,便和丈夫争论起来。她说:“这怎么能说是闲事呢。如果当初王超也不管‘闲事’的话,我的钱包,还有钱包里的各种证件就不会找回来了。人家对我们有恩,我们得回报人家。”她丈夫听了以后,不再说话,但还是没答应帮忙。她并没有就此放弃,她知道,这件事对她丈夫来说,并不是什么难事,她丈夫是一位有名的律师,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找他打官司,给律所创造了很多效益,如果丈夫肯跟主任说情的话,主任一定会给这个面子的。于是,接下来的几天里,她开始对丈夫软磨硬泡反复劝说,几天后,虽然只是为了应付老婆,他还是帮了这个忙,和主任说了此事。他是在所里上班时去主任办公室说的这个事情,说了以后,主任当时就同意了,没费什么周折。然后,她给他打了电话,告诉了他这个消息,他是在秤摊上接到的这个电话,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他有些不敢相信,反复确认了以后,他在电话里向她连连致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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